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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款的时间，是“弘治戊午季冬”，也就是弘治十一年十二月，而刻书的主人署作“金台岳家”，这个“金台”乃是代指北京。

明弘治十一年金台岳氏刊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》牌记（据北京图书馆编著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）

首先，弘治年间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正处于所谓“嘉万革命”的前夜。大致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，明朝的出版业，打破了自从开国以来持续百年之久的沉寂状态，雕印书籍的种类开始明显增多（井上进《中国出版文化史》）。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，才在正德、嘉靖年间发生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大革命。因而这个时候在明朝的北京出现“金台岳家”这样的刻书作坊并且刊出了像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》这样商业味道十足的书籍，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，而是体现了整个文化发展潮流的一个侧面。

其次，像“金台岳家”这样的书坊，本来在南宋时期是以福建北部的建阳最为发达，此外还有临安府、四川成都以及北方金国的平水刻书。到了大明王朝，书坊最发达的地区逐渐转移到了南京，当然仍然有发达的建阳书坊，此外还有苏州、杭州等坊刻中心。至于北京，一开始是根本数不着的。然而到了成化年间以后，雕版印刷的形势开始发生重大改变，于是我们就在弘治年间看到了像“金台岳家”这样的书坊。

那么，“金台岳家”刊印的这部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》有什么特点呢？它完全是为社会大众娱乐消遣而印行的，即这种书乃是“家传人诵，作戏搬演”的流行读物，因而其畅销程度之广，是前所未有的。其在雕版形式上的“唱与图应”、“唱与图合”，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种低层次大众阅读的需要。

这种大众读物在京城的刊印，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公众对雕版印刷的效率和成本（这意味着低廉的售价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，另一方面，也告诉我们，这种大众读物的流通，必然要有比较发达的图书销售市场。当然，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“比较发达的图书销售市场”，指的是它要大幅度超越以往，或者说是与以往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兴旺局面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》刻书牌记的一侧，以木记钤印有如下文字：

正阳门东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岳家行移诸书书坊便是。

所谓“钤印”是指用戳记沾墨从上向下压着印。简单地说，就跟盖图章一样在纸面上印出文字。这样钤印出来的文字，同用刻书印版印出者具有很大差别——即由于沾墨不均，钤印的字迹忽深忽浅，甚至有些字模糊难辨。

这段由木记钤盖上去的内容也是如此。其中有些字到底是什么，实在不大好辨识，故赵万里先生当年在编著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一书时，只是对付着含含糊糊地把它读作“正阳门东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岳家书坊”（北京图书馆编著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之《目录》）。这样读虽然也大体不误，但却回避了一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内容。

文中“行移”二字，假若我的辨识正确无误，那么，它是借用了古人公文中的一个常用术语，语义约略犹如“签发”、“颁行”之类。放在这里，大致就是印造、销行的意思。同上文联起来一起念，所谓“岳家行移诸书书坊便是”，即“那个印行各种书籍的书坊岳家就是本商号”的意思。尽管其中有些字实在看不太清楚，辨识不一定十分准确，但大意应该差不了多少。

按照这样的判读，我们可以确认一个简单的事实，这就是这家书坊不仅刻书印书，同时还在本坊设肆零售书籍，即所谓“前店后厂”是也，书坊同时也就是书肆。

民国时期琉璃厂书贾孙殿起先生撰著《琉璃厂小志》一书，其中就有一个专节“记厂肆坊刊本书籍”，记述北京城内诸家书店所刊刻的书籍（见孙殿起《琉璃厂小志》第三章《书肆变迁记》）。在这一节里，他列举出坊名及其所刊书籍名目的书肆，就有下列各家：

双峰书屋、三槐堂、文盛堂、近文斋、同升阁、善成堂书铺、文盛堂、琉璃厂半松居士、琉璃厂、五柳居、二酉斋、龙成阁、老二酉堂、正文斋、有益堂、奎文堂、宝经堂、藜光阁、宝书堂、业书堂、文光楼、二酉堂、来鹿堂、文澜堂、酉山堂、荣禄堂、会经堂、会文斋、荣锦书屋、镜古书庄、文宝堂、宏道堂、文贵堂、鸿宝斋、文成堂、文锦斋、荣华堂、聚珍堂、文友堂、翰文斋、来熏阁、松筠阁、文奎堂、直隶书局、书业公司、修绠堂、开明书局、开明书局、文禄堂、通学斋、藻玉堂、文殿阁、修文堂、富晋书社、邃雅斋、北直文昌会。

尽管其中有些书肆只是买来旧版重刷，并非自己上梓刊版，还有些书坊是新式影印或铅字排印，与传统的雕版印刷略有差异，但在既售书、又印书这一点上，孙殿起先生列举的这些坊贾却大致相同。

在上述这些书肆当中，其刻书品种较多者如善成堂书铺，计刻有：

《新增算法统宗大全》十二卷首篇一卷。明新安程大位汝恩撰。同治三年刊。

《诗韵合璧》五卷。善成堂主人汤祥瑟辑。同治五年丙寅刊。是书首有同治丙寅善成堂主人汤祥瑟撰序。